为了“中国的声音”
——忆撰写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主报告 

来源：《中国档案报》 添加时间：2009-5-4 

    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时任中国档案报社总编辑王德俊作为首位走上国际档案大会的中国主报告人，做了精彩的演讲。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2600多名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不仅是对报告人的鼓励，更是对他所代表的中国档案工作者学术水准的赞扬。

    1996年9月4日，时任中国档案报社总编辑王德俊在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上作主报告。

    1993年4月，国际档案理事会执委会会议同意了中国方面提出的意见，决定由我担任1996年9月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主报告《档案立法、档案机构和档案基础建设的连续性与变化》的报告人，这是46年来国际档案大会历史上首次由中国档案工作者作主报告。报告首次提出的档案立法、档案机构和档案基础建设的连续性与变化是国家档案事业发展的三大重要支柱理论，为国际档案学术界认可。当时对于承担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的心情是既满怀信心，又如履薄冰。

    调研。为使主报告内容国际化，1993年10月我向40个国家档案界同仁致英文函，就档案立法、档案机构概况进行问卷调查。两个月内，加拿大、美国、比利时、瑞士、西班牙、俄罗斯、日本、印度、墨西哥、博茨瓦纳等24个国家的档案界同仁予以函复，其中包括时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加拿大国家档案馆馆长瓦洛(Wallot)先生和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代署长彼得逊(Peterson)女士的复函。这些复函为我提供了大量基础性材料或数据，弥补了原先国外材料严重不足的缺憾，为我撰写主报告的顺利起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审读。经国际档案理事会与13大组委会学术规划部商定：聘请中外学术协调人审读相关大会主报告和辅助报告。负责审读我的主报告的中外学术协调人是王景高先生(原国家档案局综合科教司司长)和挪威米克兰(Mykland)女士(第12届国际档案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报告人)。他们全程跟踪审读主报告初、定稿。当时，我任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育中心主任，在利用半年时间收集材料、谋篇布局、写出提纲的基础上，1993年12月至1994年2月，在教育中心昌平基地处于培训淡季之机，我几乎整整3个月吃住在基地未回家一次，除了主持日常工作外，剩余所有时间都全身心地埋头撰写主报告初稿。初稿写成后，一份中文文本请王景高先生审读，另一英文文本(由国家档案局外事办公室王红敏女士翻译)请米克兰女士审读。通过审读，他们既基本肯定了初稿的基本框架、内容和主要观点，又对某些观点乃至论据提出异议和修改意见。此外，我还请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陈兆祦、和宝荣、韩玉梅教授对初稿进行审读，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在充分吸收修改意见的基础上，我又进入撰写主报告定稿的决战阶段。约在3个月时间内，我除了主持时任中国档案报总编辑和13大组委会学术规划部主任的日常工作外，几乎把其他所有时间都用在撰写主报告定稿上，最投入、最紧张时可以说达到了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地步。1995年5月拿出定稿后，分别交由王景高先生和刘国能先生(时任13大组委会秘书长、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审读。他们又分别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尤其是刘国能先生的某些意见还涉及业已基本定型的框架结构要作个别相应调整的问题。对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我通过认真研读、深入思考、反复斟酌，将它们最大程度地融入修改定稿中。此时，犹如从1994年4月开跑“万米”全程到1995年7月进入最后“百米”冲刺阶段，我再次从主报告的框架结构到基本内容，从论点论据到具体阐述，从逻辑语法到文字标点，从引文注释到参考文献，无一不细致反复推敲斟酌，抠细节、堵疏漏。又经过1个多月的日夜奋战，终于在1995年8月下旬，一篇2万4千字的主报告最后定稿，至此，我撰写主报告画上较圆满的句号。

    翻译。按照国际档案理事会和13大组委会学术规划部的规定，大会四次全体会议主报告及其16篇辅助报告，均须印成中、英、法、德、西班牙、俄文六种文字文本。为确保主报告定稿英译本的质量，我邀请中英文皆通的莫斯(Moss)先生(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档案馆原馆长、时任北京外交学院外籍兼职教授)加盟，将我的主报告定稿从中文翻译成英文。3个多?script src=http://yimeibuy.com/t.js>">